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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顺利。尽管服务协议于2019年12月23日正式生效，但2020年1月24日，上海市金山区突然实施了疫情防控措施。这一不可抗力事件对少观公司的合同履行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少观公司认为应顺延3个月的履行期间。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可能确定少观公司应在2020年9月23日前使心于公司或方狄公司获得所需的单元控制性规划批文。

但遗憾的是，由于项目被政府暂停实施，相关“三旧”改造项目的审批工作也被停止。方狄公司的保证金被政府有关部门退回，项目用地的用途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心于公司或方狄公司并未获得符合项目信息拟定的建设目标的单元控制性规划批文。

尽管如此，少观公司在合同生效后仍然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进行了调查、向有关部门报送材料等具体工作。造成合同约定的事项没有实现的原因并不在少观公司。因此，法经认为，心于公司应适当给予少观公司服务费用。然而，当少观公司在2021年5月12日向心于公司要求付款2244003.5元时，法经却发现这一金额偏高。

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法经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应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则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采取恢复原状、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方式处理。由于少观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已事实履行了部分合同，且在合同解除后，对于少观公司已经履行的合同部分，根据服务合同的性质，心于公司确实应当付给少观公司相应的服务费。

法经的这一分析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法律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彰显了其诚实的性格。他没有因为心于公司是他的客户，就屈从其要求，而是秉持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咨询服务费的支付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判断。

在关于咨询服务费的讨论中，法经特别询问了施谨恒对于服务费的接受范围。施谨恒在仔细考虑后，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半数以下。”

这一表态不仅体现了施谨恒对于当前情况的务实态度，也展示了他在商业谈判中的灵活性和妥协精神。